毛泽东一生中十个重要的“9月9日”

吴国发

初稿：2008年9月9日

修改：2023年9月9日

吴国发按：2007年9月9日，中国经济网和新华网先后发表了《毛泽东一生中六个重要的“九月九日”》，未署名作者。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增删和修改，并增加了四个“9月9日”，使之成为本文，标题改为《毛泽东一生中十个重要的“9月9日”》。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毛泽东一生中十个重要的9月9日，包括：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共和国主席；1949年9月9日，毛泽东搬进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以及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关键词：毛泽东 毛主席 共产党 中共中央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巨人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在毛泽东主席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生中，“9月9日”是很重要的日子。下面，我们介绍在毛泽东主席一生中十个重要的9月9日。

（一）1927年9月9日

1927年的9月9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去攻打长沙。

此前，毛泽东已经是政冶家；从这天起，他抓起了枪，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会写诗，那是用拿笔杆子的手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用握枪的手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毛泽东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在这首词中，他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一生中经历过多次生命危难，其中三次是险遭敌人杀害。这三次危难都是在9月9日化险为夷。

毛泽东的第一次生命危难发生在1927年9月9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地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9月19日，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做出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不攻打长沙，走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江西井冈山。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

从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条路漫长、曲折，充满艰难险阻。这一条路让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二）1930年9月9日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刚刚会说话的幼儿，到目不识丁的老人，无人不知“毛主席”。不仅中国人民把毛泽东尊称为“毛主席”，而且世界人民也把毛泽东尊称为“毛主席”（Chairman Mao）。

“毛主席”这个称呼与9月9日有密切关系：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政治局常委、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报告。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是毛泽东。因此，通常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是毛泽东”。从此，毛泽东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

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的会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把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联系在一起了。从此，这三个现代中国的巨人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了46年，直至在1976年在同一年逝世。

（三）1935年9月9日

毛泽东的第二次生命危难发生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1935年9月9日。这天，张国焘发密电要谋害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毛主席和党中央果断决定，立即撤离险境。

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率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毛儿盖会议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央政治局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

中央毛尔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

但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

1935年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

参加9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博古、李维汉等。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甚至危害党中央领导人；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同时发布毛主席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党中央和毛主席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

1935年9月9日举行的紧急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毛主席提议召开、并起了主导作用的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难于想象的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可是，在毛主席这位豪放潇洒的“马背上的诗人”笔下，则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四）1943年9月9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王明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直至1943年9月9日，才开始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这一天，中共中央开会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初，王明在他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米夫（Pavel Mif）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同年1月至9月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1年9月，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博古（秦邦宪）为临时中央总书记。此后博古充当了王明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权被剥夺了。

1933年，王明路线的错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败，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终止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指挥红军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统战部长。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1943年9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举行会议，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三次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路线在中央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1945年9月9日

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在9月9日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充满哲理、激励斗志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主席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毛主席一直戴了22年，直至逝世。

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主席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主席了。临走还向毛主席索诗留念，毛主席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主席给重庆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词之一《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离开了重庆，《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化风波。

读了《沁园春·雪》，柳亚子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主席“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主席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机构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人写了很多首“沁园春”，但是都比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相差很远。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主席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大元帅气魄，还有儒雅飘洒的大文豪气质。毛主席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天平上，为共产党增加了很重的文化砝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过了仅仅四年，中国的“风流人物”就聚首北京，共商建国大计。

（六）1949年9月9日

1949年9月9日，毛主席搬进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

这一天，毛主席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这个《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地球村“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主席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主席在1949年4月23日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主席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七）1951年9月9日

这一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了对农民和农村，从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意义的决定：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毛泽东主席认为，土地改革之后，要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迅速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实现工业化，要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从1951年9月起至1956年底，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1951年9月9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15日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党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社，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 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

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主席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毛主席指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明了引导个体农民经过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正确道路。

到1956年底，高级社已达到54万个，入社农户已达1074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8%。至此，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1958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解放了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1958 年7月1日，诗人毛主席唱出了赞扬农民和全国人民的最强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八）1956年9月9日

仿佛又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9月9日，毛主席在修改文件，修改那个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七年后的9月9日，毛主席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主席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几乎都是阔步前进，一路凯歌。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

1956年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主席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如今，“高峡出平湖”的理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三峡大坝已经建成了，大坝之内出现了很大的“平湖”。

（九）1971年9月9日

毛主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发生在他的晚年，1971年9月9日和此后的三天。9月9日这天，毛主席果断决定，离开了可能被林立果一伙谋害的危险境地。

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离京南下。他一路巡视，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主席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本来是想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离京南下以来，毛主席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立果对其死党说：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了谋害毛主席的多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到上海，同王维国（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主席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南京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策划的谋害毛主席的八个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林立果等人策划的谋害毛主席的事件中，是否知情，起了什么作用，至今仍然是个谜。

（十）1976年9月9日

1976年是中国的灾难之年。这一年的1月8日和7月6日，毛主席长达46年的战友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这一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而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最大的灾难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了这一噩耗。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告人民书》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告人民书》说：“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告人民书》还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